出于利益驱动，部分地区的执法机关在并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营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对这种做法，公众称之为“远洋捕捞”。

　　据华夏时报、经济观察报等媒体报道，最近，“远洋捕捞”的话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显示，自2023年以来，南方某省很多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部分案件有较明显的逐利执法动机。

　　逐利执法并非新问题，但在国家一再强调“帮企业渡过难关”的背景下，“远洋捕捞”不能不令人格外关注。

 

　　“远洋捕捞”损害了什么

　　这并非舆论首次关注到“远洋捕捞”。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就曾表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彼时，“远洋捕捞”就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此次，“远洋捕捞”再次引发舆论关注。而媒体报道中提及的一些案件，相关方面的执法方式和后果令人吃惊。

　　比如，某集团为南方某省“专精特新”企业，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2023年10月，异地某省两个地级市以该集团企业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多名警力，对该集团旗下公司进行“远洋捕捞”。此举导致该企业被迫撤回赴港上市申请，并因资金问题，导致工厂停工、生产停摆、经营难以为继，至今未能恢复正常的生产和运营。

　　经此一办，这家集团元气大伤。从个案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该企业是否被相关方面定性为“远洋捕捞”，尚待披露更多信息。但总体上看，该省很多企业遭遇异地执法，哪怕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远洋捕捞”对象，其对于经济发展的破坏，也是难以想象的。

　　“远洋捕捞”侵害企业权益，动摇企业发展信心，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最终为这种违法执法方式买单的，将是全社会，是每一个人。

 

　　“远洋捕捞”是如何发生的

　　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并不排斥异地执法，异地执法不一定都有问题。而在现实中，究竟是正常异地执法还是“远洋捕捞”，其实并不难判断。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犯罪地”包括 犯罪行为发生地和 犯罪结果发生地。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只有和 犯罪行为发生地、 犯罪结果发生地、被告人居住地有关联，才拥有对这一案件的管辖权。但不少“远洋捕捞”案件中，办案机关与案件的“连接”很弱，甚至有人为建立管辖的痕迹，“搞钱”的目的相当明显。

　　从办案机关行为方式看，根据统一办案要求，到异地办案，需要当地公安机关配合，这也是一种监督。但“远洋捕捞”的办案机关，往往有意绕开这些程序，规避当地监督。这样的现象显然有必要引起有关方面的持续关注。

 

　　以专项行动清理“远洋捕捞”旧案

　　既然目的是“搞钱”，那么，让其“搞钱”的目的不能实现，这些地方也就没有“远洋捕捞”的积极性了。

　　为此，有专家建议，应明确罚没收入一律上缴中央财政，地方不得截留。这的确是釜底抽薪之举，但由于涉及国家层面立法，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因此，当前要想遏制“远洋捕捞”，需要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比如，对于有“远洋捕捞”嫌疑的案件，可以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将案件交回企业所在地管辖。再比如，严格执行异地办案规定，让当地对异地执法案件依法予以监督和约束。

　　遏制新案发生的同时，也要对旧案进行清理。有些“远洋捕捞”案件可能已经“做成熟饭”，企业权益受损已成事实。错案应纠正，受损的权益应该得到恢复。

　　因此，依法及时清理“远洋捕捞”旧案，也是当务之急。有专家建议，来一场有关“远洋捕捞”的专项治理行动，这有必要，也是可行的。

　　清理旧案，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同时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需明晰的是，清理“远洋捕捞”案件，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司法公正和企业合法权益，也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

　　具体举措上，需做到办案机关自查和审查当事人申诉相结合。对近年办过的异地执法案件，尤其是涉及罚金刑的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办案机关应自查有无“远洋捕捞”。

　　同时，要重视异地执法案件中当事人的申诉，不放过任何疑点，甚至可以考虑采取“上提一级”的方式审查申诉。另外，也可以通过征集线索、从媒体监督报道中寻找线索等途径，发现“远洋捕捞”案件，让其无处遁形。

　　最后要强调的是，警惕和制止“远洋捕捞”，与保障执法机关正当执法权并不矛盾。既不能“远洋捕捞”，也不能放弃执法职责，每个执法机关、执法人员都应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