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类社会历史，严重的官员腐败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或朝代更替、政党衰亡的两大重要原因。由于两种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前因往往会导致后因的出现，所以从形式上看，社会动荡多因严重的官员腐败所引发。

      当年商纣王、秦始皇和隋炀帝因奢侈暴虐而导致国亡,之后富足的隋王朝在炀帝手中仅仅维持了14年便全面崩溃，都不是亡于国力的衰弱，而是亡于朝廷腐败。隋王朝的灭亡给取而代之的唐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据说，在洛阳被攻克之后，唐太宗入隋氏宫室观看，曾叹息炀帝“罄人力以逞奢侈”的做法，在他看来，隋灭的主要原因在于三点：一是奢侈无度，失去民心；二是用人不当，失却良臣；三是刚愎自用，居安忘危。据此，相应的对策便是：安人、节俭、纳谏和思危。繁荣、昌盛之后，然而，唐最终也走上了如隋那样的权力全面腐败，乃至整个王朝大厦崩溃的不归之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官员腐败现象如瘟疫一样难以根治，始终困扰着世界各国政府。它们侵蚀着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机体，当政者为对付它们莫不绞尽脑汁。在美国，早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时期，营私舞弊就几乎遍及全国，仅1957年就有9个区的征税官和160个局署官员因贪污撤职。之后的“水门”、“五角大楼门”、 “国会门”布朗门”等事件的出现，都极大地损害了国会和政府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

      在意大利，1992年2月17日曝光的米兰特大贿赂案丑闻暴露出意大利所特有的“党派政治”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亚平宁半岛的一场政治地震，最终导致了拥有百万党员的执政党天民党的解散。

      在日本，自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以来，其历任总裁（首相）几乎无人不涉及贪污、受贿、逃税、与黑道挂钩等丑闻，党内发生的“金权”丑闻多达40多起，其中最有名的是田中角荣时期的“洛克希德贿赂案”，及三木武夫时期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受贿事件，竹下登时期的“里库路特科斯摩斯股票案”。海部俊树时期的 “弹子游戏行”风波。最后，在野党七党联盟一举推倒了自民党苦心经营38年之久的“权力大厦”。

      民众对腐败的心里承受力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初浮在社会意识表层，以传说、怪话、议论、段子、批评等形式存在，表达着的对官员贪腐行为的不满情绪，之后便会转为请愿，乃至大规模的游行。最典型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红衫军倒扁运动。陈水扁家族的贪腐行为激起台湾民众的极大愤慨。2006年，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起红衫军倒扁运动，其口号“阿扁下台”和“天下围攻”策略家喻户晓，参加运动者高达百万之众，一年后，联合反腐倒扁运动再次兴起。2007年9月9日中午，施明德步行前往马英九办公室，将反贪腐公约及红色反贪腐T恤交给马英九，并说当年他就确信陈水扁全家贪腐，现在人民对扁式一族的贪腐现象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次倒扁红衫军重返格兰大道只是点燃蜡烛排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屁”字（意味“陈水扁说什么，都是个屁”）表诉示求，虽然参加者比前一次少了许多，但也有几千人之众。倒扁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将陈水扁家族送上审判席，受到法律的制裁。

      民众的忍耐是有限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喷发出火焰来。这样的事例远的有封建社会的大量农民起义，近的如韩国、巴西、索马里等国。韩国官员腐败积重难返，使得国家领导人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先后被忍无可忍的韩国民众所抛弃。而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增加，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终因腐败被忍无可忍的民众推翻，在巴西，主政930天的科洛尔携夫人，在百姓一片“科洛尔滚下台”的怒斥声中乘机离开总统府高原宫，最后以渎职罪和间接受贿罪而被停职候审；索马里高级官员带头腐化、中下级官员贪污成风，使得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对交织，最终导致西亚德政权垮台。

      未来十年的最大挑战是，久反未抑的腐败现象突破了民众的耐心及心理承受的底线。近几年，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一直排在首位。自2006年以来，我国腐败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严重”的三大发展趋势，尽管中央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但是如果腐败现象的这些特点得不到根本的扭转，日积月累的庞大的贪官队伍和巨大的贪腐数字在使民众对廉政建设失去信心的同时，将成为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或在社会矛盾汇集后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点燃民众暴力行为的主因；而就局部地区看，此起彼落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成为一钟社会的常态现象。对此，我们必须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引起高度的重视。

      正因如此，我们说，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也正因如此，尽快建立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败体系迫在眉睫。